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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蛙和他四娘娘的故事
贾学辉
2018年09月26日 09:58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九蛙在岷州向阳公社的一个农民家庭里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娘,也不是他大,而是他的四娘娘。四娘娘是庄里的识字人,便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叫“九蛙”。

她娘生九蛙已是第六个了,但以前的五姊妹都未存活九蛙虽能留世间,她娘却因大出血永远的走了。四娘娘取名“九蛙”的意思是,“九”与“六”倒置,民间以“九”数最大。“蛙”字与“女娲”的“娲”是同音字,“蛙”在民间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这个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九蛙命真苦!却一路也算安好!

九蛙娶了妻。八十年代,九蛙的女儿小芳出世,小芳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九蛙,也不是她娘,同样是他大的四娘娘。

四娘娘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妇科医生,从十八岁开始一直工作到六十多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由她经手接生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像九蛙这样的大龄人,也有比九蛙女儿更小的年轻人。但是究竟有多少,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所以无论四娘娘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的热情。

从小家境十分贫寒的九蛙,一有事就会把四娘娘叫来。但四娘娘多数时是先去别人家看完病以后再来。一进门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特别健谈,九蛙瞪着眼最爱听。四娘娘药箱里的小纸盒,就是九蛙的好玩具。只要四娘娘一来,九蛙就特别兴奋。四娘娘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九蛙的记忆里。

九蛙长大以后,地方政府照顾他以孤儿身份当了兵,后来入团入党提干,还成为一名部队小有名气的记者。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最想把四娘娘的人生歌颂一下报道出去,但却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写四娘娘的故事势必会写到基本国策。九蛙深有感触,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上三十年,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近几年学术界有不少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尤其是自从四娘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参加了计划生育工作后的几年里,她在向阳公社个别老百姓眼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就这素材基础,九蛙一直想以四娘娘为原型写一部小说。为什么呢?九蛙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四娘娘是九蛙爷爷的哥哥的女儿,准确地讲是九蛙的堂娘娘。大爷是岷州向阳公社山川有名的老中医,四娘娘从小跟大爷学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乡下人有文化的不多,四娘娘从小跟着大爷练写药方,认识了很多字,尤能背写下山药、草皮、树木、鸡鸭很多名称,因而被当时的人民公社卫生院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新法接生很快就代替了旧法接生,四娘娘成为向阳公社唯一的接生员,当工作表现得正出色时,却因父亲(九蛙大爷)是地主成分受到了社会的歧视。如果不是当时人才十分缺乏,一个地主的女儿是不可能从事这项工作的。四娘娘深知工作的来之不易与艰辛,天天在这村那村跑来跑去,为了这份铁饭碗,如饥似渴地拜师学习,拼命地工作。不几年,四娘娘便成为向阳公社卫生院的业务技术骨干,被评为全县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九蛙以四娘娘为人物原型写小说,必然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九蛙对计划生育是国家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必须深思熟虑,去关注这个现实,必然要写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暂取名为《蛙》的这部小说里,九蛙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四娘娘写成烈士的女儿,四娘娘父亲曾经是八路军医院的院长,因革命牺牲,她是在党的关怀下长大的,出于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时是不折不扣贯彻到底的。把因家庭出身为地主成份的四娘娘写在小说里,政治上不太靠谱。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府用物质奖励生育,每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奖励粮票、布票。那时候四娘娘在向阳公社里声誉是最高的,因为她给千家万户带来了生命的喜悦。每到一个村庄,所有的人见了她都要笑脸相迎,对她非常尊重。当时乡下很少有自行车,她骑着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头上的小辫子跟自行车铃声一样飘逸和清脆,进村庄后所有孩子都跟着她跑,是一个“圣母”级的人物。

九蛙常夸他四娘娘艺高胆大。在九蛙侄女出生时,她拽着个婴儿的脑袋,“啪”地就拔出来了,出来之后提起来就拍屁股,小孩哇地就一声哭出来,只听四娘娘说“行了”……手艺熟练到似乎随意的程度。有一次,邻村的一个嫂子生孩子难产,村子里的接生员已经束手无策,只好跑到公社卫生院把四娘娘找来,她来了就有意“将”产妇:“你想死还是想活?想活就听我的,想死了我就不管走了。”疼得要命的产妇一看“神医”来了有救了,立刻信心大增,配合四娘娘十来分钟就生出来了。

后来的后来,四娘娘改行做计划生育工作,命运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从七十年代后期计划生育政策慢慢严格起来,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四娘娘由原来的单纯接生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手术工作,这一角色转变,让她成为了一个不被乡亲们欢迎的人。

最初是公社号召女工作干部带头做结扎手术。由公社妇女干部带头结扎,每村的妇联女干部做示范结扎,普通女农民生了三孩的当然只好跟着进医院了,也有少数地方实行男扎的。有极个别男人结扎后感到腰疼,身体乏力,不能从事原来的重体力劳动,后来政府改变决定,主要以女人为结扎对象。

当时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改革成市场经济。社员出门要凭公社“革委会”的介绍信,吃饭需要粮票,晚上住旅店需要大队证明,否则就会把你当为“盲流”收拾,如有“运动”,还会被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逃,除了对你实行经济处罚外,生产队还取消你的劳动资格,扣除所挣“工分”,到年底决算时就没有粮食可分。向阳公社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当时村里就有人将“男扎”当成“阉人”。

社员不接受计划生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你没有儿子,属于“无后”孤老,断子绝孙,被人看不起,女儿是嫁给别家的人。不像城市工人有退休工资,农村老人没有人养你,必须养子防老。从生产角度来看,农村的体力劳动繁重,基本上靠男性。因此,基层最难干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工作。

四娘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遭受了冷遇,她内心极不平静。难怪谁要是干的好你就等着倒霉吧,门窗的玻璃突然被人砸破,庄稼地突然被狗盘窝。四娘娘给那么多妇女做引产流产手术,她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想?没有人跟她直接交流过这个问题,也不愿意触动她内心深处的痛楚。但是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谁,都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看到那些婴儿一代一代地长大是什么感觉,又想到许多的胎儿被打掉,心里肯定是非常地疼,怎么样安慰自己,用什么理由解脱自己,等等,猜想这些应该都是她反复考虑的问题。九蛙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写这部小说的。

计划生育工作刚开始能够在农村落实下来,离不开人民公社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另外是靠《蛙》小说里描写的“四娘娘”这样一批铁杆的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者,她们真的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如果没有她们,根本落实不下去。四娘娘实际上也非常委屈,本来她是成功接生过那么多孩子的人,到哪里都会受人欢迎。就因为角色变了,后来谁见了都骂她,夜里不敢出门走路,担心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她。

小说里四娘娘千方百计地去追捕围堵那些超生户的章节,特别是“挖地道”、“潜水逃亡”的场面,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不完全是编造的。为了躲避计生工作人员的“围堵”,农村确实有孕妇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储存白菜、洋芋的地窖里。但像小说里描写的,挖了条漫长地道通到河里去,这是夸张了些。

为了实现生育控制指标,当时公社计生工作人员使用了很多手段。通常是罚款抄家,如果超生户家里没有钱,有的搬走家里的家具物品,有的赶走家里的牛羊鸡鸭,有的甚至用拖拉机拉倒房子。在公路边的房前屋后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醒目标语:“宁可家破人亡,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等等,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事实,回想起来,仿佛是昨日发生的事历历在目,不是小说虚构的。

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转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九蛙的侄女参加过这项工作,听她说,当地许多村庄都有许多家庭根本找不到人,铁将军把门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人家已多少天没回村子了。即使是这样,也查出来一批没有报户口的孩子,他们都因家里交不起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就一直潜逃,一直没有落下户口,全部是“黑人黑户”。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后来当地政府集中给他们解决了户口,“黑孩子”们才能够上学。

九蛙的身世是孤儿,在部队是排级干部,其家属在农村,生有两个女孩已上小学了。当年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应该属于照顾对象,他二爷来信希望九蛙夫妻能多生小孩,最起码应该有个儿子。但如果九蛙夫妻生了第三胎,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很可能要被“处理”,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剥夺,最后赶回老家继续做农民。当时部队的不少战友,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只生一个孩子。当然九蛙还是个党员,就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妻子做结扎手术了,九蛙家光荣地成为了村里的第一户二女节育户

物转星移,随着改革开放春雷的一声轰响,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古有花木兰,今有秀女郎”等形形色色的宣传标语就像在春天展开的一朵朵花朵攀上了农家小院的墙壁,庄稼人的心思如同春消的雪块一样开始融化了。

由于九蛙家是二女户,多次领到了乡上的相关补助。大女儿参加高考时享受了加分政策的照顾,幸运地被省城农业大学录取,成为了村里人人称道羡慕的能干娃。大学毕业后,又享受到 “纯农户家庭零就业”政策,很快得到就业,圆了一家期盼多年的“干部梦”。九蛙面对此情此景,逢人便不由自主地称赞道: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好!

九蛙希望读者还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四娘娘”这个艺术形象和小说的艺术性上头来。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全球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也是中国公民人人应该遵守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是为了转变中国人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错误的人口观念,四娘娘等小说原型人物在当时而言其所做所谓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目前的情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政策的伟大预见性。

四娘娘在计划生育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0多年,把青春和精力献给了岷州卫生事业,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总是白大褂不离身,听诊器不离手,遇到患者立即检查诊断,从不推诿,在全县卫生系统及群众中享有较高的信誉。她积极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实际事例解除男女扎对象的后顾之忧,首先提出女扎手术横切口,缝合及不拆线,相应减轻了受术者的疼痛,在全县得到推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一年夏天,县委、县政府在向阳公社召开了全县计划生育现场会,二十三个公社领导及计划生育专干、手术队成员以及县上有关部门和向阳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近千人参加了会议。现场会期间,四娘娘为茶布峪村女社员后菊花做了全县首例女扎术。北京“六二六”来岷妇产科专家亲临现场观查,认为这例手术非常成功。这个现场会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全县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开展。

三十多年里,四娘娘在坚持抓计划生育工作不放松的同时,她和同事们勤奋探索,能进行破腹产、子宫裂修补、恶性睾丸肿瘤和疝气除术,以及各种鞘膜积水、肠吻合等手术,使所在乡医院越办越有特色。由于成绩显著,那年省人民政府为四娘娘颁发了“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奖状。

九蛙在小说中用大篇幅这样构思:如果没有这30多年的计划生育,估计中国现在至少多生3亿人。现在一些学者专家开始讨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胎制。其实他们对农村不了解,即使在最严格的时候,农村也不曾“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而城市只允许生一个孩子。这也是四娘娘口头常说的一句话。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说,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使用一些政策来规范各项活动是很正常的。因为国家在这里充当的角色不是为了你我发言,而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发展着想。中国的人口影响了经济发展,这是公论,无须多说。为了减少消极影响,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促进国人生育观念、人口观念的转变,有何不可?”这是九蛙所撰小说《蛙》的结尾。 (作者单位:定西市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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